快速阅读法 点击: 2014-10-08
《沪港小生专栏》上海故事
兴国宾馆 不得不承认,坐落在原上海法租界的兴国宾馆于我个人而言有特殊意义,由于家庭缘故,兴国宾馆自我很小时候起就已经注定成为我成长历程的一部分。开心的时候,我会请爸爸妈妈在宾馆地下一层的泰芬吧吃冰激凌,不开心的时候我会一个人躲进三楼的健身房,把所有烦心事尽可能留在兴国宾馆的spa浴池里。 对大多数上海人而言,兴国宾馆即便在今日依然是一个有些神秘的地方。这份神秘不单单是因为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和他的最後一任妻子江青曾于兴国宾馆一号楼居住,而今兴国宾馆的八号楼亦是上海市领导人会晤重要外宾的最高规格接待场所之一。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如今被高楼大厦包围的犹如钢筋水泥森林的上海市中心,居然还能找到一整片超过七万平方米的花园别墅群,也难怪兴国宾馆自上世纪90年代全面对外开放以来(之前长期作为国宾馆功能,仅为政府内部服务)是许多上海新娘的结婚梦想地。
和许多上海具有历史意义的宾馆、饭店一样,兴国宾馆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宾馆用途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兴国宾馆之所以能有今时今日的独特地位其实是‚受益于‛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这场始于美国华尔街的经济危机使得当时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也无法独善其身。
据历史资料,仅1934年,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就倒闭425家,失业队伍日长夜大,但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爆发也给一些有远见的资本家找到了低价购地的良机,而今天兴国宾馆的一号楼也恰是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
当时建造兴国一号楼的是英商太古洋行(Swire)的‚大班‛,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跨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1866年12月,即清朝同治五年,英国人斯维尔(William Swire)和巴特费(R.S. Butterfield)在上海开办Butterfield Swire Co,中文名译作太古洋行。太古洋行和当时的英国政府关系密切,其实质是中英鸦片战争後,受英国政府支持在华设立的一个对华贸易机构。
得益于鸦片战争後中英政府之间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口岸开放条约,太古洋行所属的太古轮船公司很快成为英国势力在旧中国最大的航运托拉斯,太古洋行为极速发展海运业务,又设立中国航业公司,本部设于伦敦,在上海、香港都设有分部,隶属太古洋行集团,擅长经营中国沿海、长江以及中国在海外的航线。 当年太古旗下船只总数及吨位均占外国轮船公司在华首位,当时和太古在中国能够抗衡的贸易和货运公司唯独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一家,新中国成立後,太古和怡和两家大行都将总部迁往香港,太古之後在香港除发展航运主业外,还适时加大房地产开发,跻身香港主流地产商之列。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太古在中国的业务日趋多元化,也使得公司能够堤外损失堤内补,即便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集团财力依然雄厚,这才使得一直对上海房地产市场雄心勃勃的太古经理们下决心在市中心大兴土木,在上海建立一个奢华总部大楼,也就是今天兴国宾馆的一号楼。
兴国一号楼建筑平面规整,均匀对称,正屋朝南,北向入口。东侧有单层附房与主楼相接。宅前有露台及大草坪。建筑外观为英国帕拉第奥式,浅绿色铜质四坡屋面,外?面以白灰粉刷,整个建筑呈横三段纵三段的古典构图。{上海故事官网}.
一号楼的南面为双层柱廊,底层多立克双壁柱,柱间为落地大玻璃窗,这一设计风格主要受欧洲近代建筑中注意室内外空间联系的影响。一号楼的二层为爱奥尼克双柱,後面为凹进式阳台,背面入口处的雨篷轮廓近似立方体,以粗壮方形柱墩转角,每面柱墩间各立一对多立克柱。一号楼入口上方屋顶起山花,中间有一椭圆型窗,周围花饰细腻纤巧,属典型巴洛克时代设计风格,对一号楼建筑整体的立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号楼建筑内部空间简单实用,清晰明了,井井有条,底层左右为起居室和餐厅,楼层均为卧室,坡顶下的三层为储物室。一号楼室内装饰和室外装饰风格统一,内?面以白色粉刷为主,装饰重点集中在柱子、天花、壁炉及门窗贴脸板等处,整个室内装饰效果朴素、庄重、典雅,而壁炉和天花吊灯等处植物雕饰图案又使其透出一丝轻松、活泼、温馨的生活气息。除局部外,整个建筑从室内到室外没有任何多馀的繁琐装饰,未用任何贵重装饰材料,连石材也用得少到极限。 一号楼落成後,曾长期作为太古洋行总部办公楼使用,出入太古洋行总部的亦都非富即贵,门前的大草坪也是当年上海滩上流社会豪华派对的首选场地,如今事过境迁,但一号楼依然保持其百分百原貌,而门前大草坪上的香樟树也越长越高、越长越大,曾有考察此处的植物学家断言,兴国宾馆一号楼门前的这棵香樟树如今已是全亚洲最大香樟树。{上海故事官网}.
太古洋行在‛一号楼‚总部落成後不久,又兴建‛二号楼‛、‚三号楼‛等作为员工住所,特别供当时的太古高级职员及其家属居住,由此也不难看出太古洋行管理层在中国大举扩张时爱才心切的经商之道。与此同时,其他包括德士古石油洋行(Texaco)在内的英美大资本家、大企业也都纷纷在太古系别墅附近圈地造楼,都想借太古洋行的名气,为自己的品牌和地产增值,于是最终形成了今天兴国宾馆的花园别墅酒店风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太古洋行曾获政府特批在中国大陆继续从事对华贸易业务,但好景不长,出于政治因素等多项考虑,太古洋行最终决定在1953年关闭其在中国的所有办事处,将公司总部迁往当时仍属英国政府势力范围的香港。其实早在做出‚移民‛香港决定之前,太古管理层就已有铺垫,于1948年购入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Pacific Airlines)四成半股权,时至今日依然是国泰航空的大股东。
1956年,‚一号楼‛划归当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委办公厅招待处,初时仅简单将‚一号楼‛定名为‚上海市委第一招待所‛,後又改名为‚兴国招待所‛,名字虽然仅叫‚招待所‛,从服务到设施却始终保持高标准、严要求,因为当年‚兴国招待所‛主要接待的都是由北京来沪出访的中央级领导,其中包括‚一号首长‛毛泽东及其太太江青。于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号楼‛曾长期作为毛泽东及家人在上海的临时居所,也正因此,兴国‚一号楼‛在国人心中的神秘色彩也大大增强。
在此之前,‚一号楼‛亦是上海解放後首任市长陈毅的私人住所。
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兴国‚一号楼‛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救死扶伤‛经历,这段特殊经历如今在《周恩来的最後十年》一书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卫生干部学校设在兴国路72号一座豪华漂亮的花园洋房里,那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环境幽雅,院内树木森森、绿草如茵,足球场般的大草坪,还有一个游泳池。看到的这一切真叫我一时难以臵信……‛{上海故事官网}.
这是时任周恩来专职保健医生的张佐良在回忆周总理的书中提及自己在‚华东卫生干部学校‛的一段往事。1949年上海解放後,新成立的‚华东卫生干部学校‛于1952年通过上海市房管局向当时在法律上仍拥有‚一号楼‛产权的英国房产代理租借一号楼办学。
鉴于‚一号楼‛建筑本身在法律上当年仍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美同盟国财产,上海市政府亦不能强行征用,怕引起不必要的外交风波。当时一个上海官员于是想出一个‚妙计‛,即由上海市房管局向英国代理收取远远高于普通房租的特别地税,原因在于‚一号楼‛属于历史建筑,需要特别花费保护,由此一来,特别地税远高于英国代理向卫校提出的租金,最终在经济上迫使英国代理向上海市房管局递交了《请求房管局代管》报告,于是华东卫校在未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名正言顺‛地拿下了一号楼。
1953年,上海市政府计划对‚一号楼‛另作他用,于是华东卫校从‚一号楼‛中迁出。
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于是昔日的‚兴国招待所‛也逐渐掀开其神秘面纱。1984年兴国招待所正式更名为兴国宾馆,隶属于当时的东湖联营(集团)公司,即今日国有东湖集团的前身,东湖集团对内仍称市委办公厅接待办,也由此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的兴国宾馆依然肩负着海内外游客和中外政府要员接待的双重任务。
今天的兴国宾馆当然远不止‚一号楼‛、‚二号楼‛等老别墅那麽简单,除老别墅外,兴国宾馆还拥有一座16层的新楼以及散落在兴国宾馆兴国路主建筑周围,位于原法租界的28幢错落有致且风格迥异的西洋别墅楼群,这28幢别墅都隶属兴国宾馆管理。
在这28幢围绕兴国宾馆主楼的各式小别墅中最着名的当属丁香花园。丁香花园最初的主人是李经迈,也即清末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幼子,是由李鸿章最爱的七姨太所生,也因为七姨太名‚丁香‛,故李鸿章将别墅命名为丁香花园,本意是想留一套房产给幼子,让其有个永久安身之处。李经迈在丁香花园一直居住到1940年去世,期间也有不少名人租住,与其做邻居,最知名的当属三十年代旧上海‚金嗓子‛周璇,其名人效应亦令丁香花园在旧上海时有‚海上名楼‛的美誉。 2001年7月24日,时任兴国宾馆总经理的陈根荣在兴国宾馆一号楼与卡尔森环球酒店公司 (Carlson Hotels) 签署协议,由中方聘请卡尔森旗下的顶级酒店品牌丽笙酒店及度假村集团(Radisson Hotels & Resorts)为兴国宾馆进行营运{上海故事官网}.
支援,由此兴国宾馆正式加盟国际品牌的酒店管理,亦标志着上海新一家国际五星级酒店的诞生。
一幢楼,一段历史,一个大上海。
浦江饭店 1922年10月7日,科学家爱因斯坦携夫人从法国马赛乘日本船北野丸号出发,进行一次亚洲旅行。爱因斯坦于1922年11月9日抵达香港,之後爱因斯坦继续乘坐北野丸号从香港出发前往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船离开香港不久,爱因斯坦收到了瑞典科学院的急电,正式宣布授予他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北野丸号驶入黄浦江,在上海当时的汇山码头靠岸登陆。德国、瑞典驻沪总领事分别前往码头迎接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上海之旅也正式由此开始。
爱因斯坦在上海期间住在哪里呢?答案是礼查饭店(Astor House Hotel),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
许多人一提到上海的老饭店,通常会误解外滩的和平饭店(Peace Hotel)是上海的最早的西洋饭店,事实上和平饭店的南楼,即汇中饭店,始建于1906年,北楼华懋饭店一直到1929年才落成,而礼查饭店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1846年,紧随1843年上海开埠之後,是中国近代史上真真正正的第一家由外国人投资、兴建和管理的饭店。
1846年,在上海从事中英贸易的苏格兰商人理查德(Peter Felix Richards)在外滩黄浦江北面和苏州河的交汇处选中一个地块,兴建一座现代化的饭店,并根据主人的名字将饭店直接命名为Richard's Hotel & Restaurant,当时中文译作礼查饭店,也由此标志着中国第一家外商饭店的诞生。
故事到此远没有结束,1846年对礼查饭店而言仅仅是一个小开端,令礼查饭店真正扬名海内外的则是1857年的‚迁址新生‛。
1856年,苏州河上架起一座大木桥,当时称为‚韦尔斯桥‛(Wills Bridge),也即1907年兴建的‚外白渡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雏形,上海人对‚外白渡桥‛有特殊感情,民间传说,江南一带耳熟能详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讲的恰是外白渡桥的原型。
韦尔斯桥落成恰逢礼查饭店经营十周年,业主理查德看到上海开埠带来的巨大商机,希望做大礼查饭店,将其打造成当时亚洲最豪华饭店。于是理查德又看中紧挨着韦尔斯桥、毗邻苏州河北岸、黄浦江边上一块供渔民晒网的荒地,以低廉价格买下,并在1857年毅然决定将礼查饭店迁址于此,新旧两个地块其实仅几步之遥,因此在新饭店地址的对外宣传上也十分容易。
1858年,礼查饭店迁址一年後,经营商船的美国商人史密斯(Henry Smith)从理查德手中买下了礼查饭店地契,并于1860年进行重修和扩建,于是一幢两层
楼外廊式建筑(即将礼查饭店南部和东部两座楼房由长廊连接起来)的全新西洋式饭店正式竣工并对外经营,新饭店英文名更名为Astor House Hotel,考虑到‚礼查饭店‛当时在上海已有一定知名度,故饭店中文招牌仍为‚礼查饭店‛,也算是对原业主理查德的一种敬意。
礼查饭店的迁址和扩建是当年亚洲乃至世界酒店和旅游行业的一个大新闻,凭借其独一无二的外滩地理优势以及豪华的内部装修,多家海外媒体迅即将礼查饭店评价为‚全球最着名饭店之一‛(one of the famous hotels of the world),更有英国报章评论称礼查饭店是‚上海的骄傲‛(the pride of Shanghai),饭店业主和管理层也因此大受鼓舞,决定继续扩建饭店。
1907年,在韦尔斯桥基础上翻新重建的外白渡桥正式建成通车,礼查饭店新一届董事会委托近代上海最着名的建筑设计机构新瑞和洋行担任设计,于1907年底开始动工,对礼查饭店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建工程,耗时三年,终于在原礼查饭店建筑结构基础上建成一幢高六层楼高、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这一建筑一直完好保存至今,也就是今日依然屹立在外滩的浦江饭店(1959年受政府指示更名,意即‚黄浦江‛上的饭店)。
1910年落成的新礼查饭店是一幢钢筋混凝土与砖木混合结构的六层楼房,高31米,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外观采用英国古典主义形式,立面系竖三段式,底层门窗采用半圆形拱券,三、五层窗亦有券形,二、四层窗则为方框形,三、四层之间(即大楼整体的中央部分)又贯以陶立克式立柱。 礼查饭店在三层设有有外挑的阳台,住客凭栏即可近观苏州河,远眺黄浦江。整幢建筑的外观设计凹凸多面,线条繁复,在变化中寓凝重,当时就有建筑业期刊以‚流动处见深沉‛来形容饭店设计的巧妙。事实上,除去当时在亚洲乃至全球建筑界的显赫声望外,礼查饭店更因建筑内部多项‚现代化‛设备而屡屡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1882年7月26日晚7时,在当时上海滩首批试燃的15盏电灯中,礼查饭店就被安上了七盏――饭店内四盏,後花园内三盏,当时距离爱迪生在美国发明电灯还不到三年,电灯在美国以外十分罕见,礼查饭店的七盏电灯被当时的上海媒体评价为‚奇异的自来月‛,亮灯仪式次日,上海主流报纸《申报》对礼查饭店的电灯有这样的记载:‚电灯光灿,竟可夺月,内外各物历历可睹,无异白昼,市民踊跃赏灯,人流如织,对此叹为观止!‛
礼查饭店当年的‚第一‛还远不止电灯一项。1882年夏天,上海刚刚开始安装简易电话,据《上海之最》记载,当时上海人称电话为德律风,即英文telephone谐音,当时电话的基本原理不是不用字母和数字拼制,而是通过电线向另一端传话。根据上海市电话局档案馆收藏的1901年《华洋德律风公司行名薄》显示,礼查饭店是1901年在上海最早使用自动电话的单位之一,礼查饭店当时的电话号码很简单:200。
後来礼查饭店更是‚夸张‛到在饭店上下每间客房都安装一部电话,令同行汗颜,其他的行业‛第一‛不胜枚举,比如第一间24小时有热水供应的饭店,第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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