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故事

上海的故事篇一

老上海的传奇故事,细细品

老上海的传奇故事，细细品

这一次去采访程乃珊，是约在她富民路上的家里见面。富民路闹中取静，靠近静安寺的中心地带，却是窄窄的一条马路，两旁植物繁盛，光影斑驳，在正午时分特别浓烈的大太阳底下，很有点时光交错的意思。但这些只是序曲，当我坐在程乃珊家的客厅里时，才真正有了时光倒流的感觉，因为在这间客厅里，无论是那张殷实饱满的橡木餐桌，还是那架朴实低调的褐色钢琴，甚至是钢琴上那座所有的指针都停了脚步的老式座钟„„它们，都实实在在是“百岁高龄”了。而当客厅的女主人程乃珊挽着长围巾坐到我对面的时候，我很肯定，今天的采访会有很多关于老上海的好故事。

一条银行家的庭训

而事实上我们的开场真的是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卖豆腐的老人。在很多年前老人还是青年的时候，他通过卖豆腐起家，一点点从豆腐摊做成了豆腐铺，从小门面做成了连锁店。老上海总是有这么多白手起家的传奇故事，但程乃珊说的这一个，重点不在传奇，重点在——“你晓得么，就是这样一个卖豆腐的行当，它们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它们都有自己的行规，口口相传。在这个过程中，小至行业的传统和道德，大至社会的传统和道德都得以存续，而这些所谓庭训、门风、家规、家传、家教、家学、家史……这些文化传承中细小却关键的纽带，我们今天还留下多少呢？”程乃珊略有些无奈地说。

之所以说给我听这个“豆腐行规”的故事，是因为我问到了她最新的写作计划。程乃珊说，她正在写一部纪实体的小说，想以一个大家族中小孩子的成长故事，纪录一个家族里几代人的变迁和经历。是的，这个小说的原型，正是她自己家族的故事。“我的祖父母早已去世多年，我的父母也去世了，而我自己也做了祖母。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们家族的第五代孩子，他们完全不了解自己家族的事情，也根本没有兴趣知道。”这个发现让程乃珊有一点遗憾，但更多的是忽然涌起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作为和祖父母生活最久的孙女，是最了解家族故事的人，更从祖父母那里直接得到了关于家族的很多资料和照片，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写一本家族故事，让后辈们能更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要不然，他们肯定连我们家族的庭训都不知道了。”

好吧，我承认我被震慑了一下，“庭训”这种东西，现在又有几家还有存留呢？“那……你们家族的庭训是？”我真的很好奇。程乃珊不假思索地说：“当你身上有10块钱的时候，你只能表现出5块钱的身家，而且只能花两块钱。”看我听得有点发愣，程乃珊笑着解释道，“这大约与我爷爷从事金融业有关吧。”

是的，关于程乃珊的家族史，那又是另一个老上海的传奇故事。程乃珊的祖父程慕灏老先生是一位著名的银行家，当他只有16岁时就背着一个小包裹，只身从浙江桐乡的乡间小道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谋生。他凭着自己的勤奋、才智和毅力站稳了脚跟，自谋职业进入大清银行做练习生，用最短的时间熟悉了银行各种业务，并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得到了上司的器重。他曾担任日本神户中国银

行副主任，上海中国银行国库主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保险公司监察人等职。1946年，当他的小孙女程乃珊呱呱坠地时，他已是上海乃至全国金融界的巨子之一。之后，他的事业发展到了香港。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金融界的前辈、原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香港中国银行原总经理，之后的一生都在为香港的金融界服务，直到晚年仍担任着香港中国银行的顾问。

对此程乃珊曾经说过：“我祖父的一生，是一部历史，也是一部多卷集的长篇小说。我一直在搜集、记录他的传记资料，想好好地写出来。”而程乃珊虽然出生地是上海，两岁的时候她就和父母亲去了香港，在那里度过了她金色的童年，一直读完小学四年级才跟父母一起回到上海，那是1956年，那年她正好10岁。可以说，程乃珊从小在上海、香港两地长大，既有对上层工商、金融界生活的丰富感受，又经历过“文革”10年的变故和磨炼，同时，长期在平民区教书的经历和体验，又使她能够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自己的家庭所在的那个社会圈子，这一切都为她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她的第一篇小说《妈妈教唱的歌》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从此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

一间命运里的房子

在程乃珊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虽然在后期已经趋向于纪实写作老上海风情录，她本人也渐渐成为老上海风情人物的一个鲜活符号，成为很多场合里最有资格点评“上海女人”、“上海老克勒”的盛世遗民，但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忘记她在文学创作初期写就的那本小说——《蓝屋》。而那间承载着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悲欢命运的漂亮建筑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除了屋里那些人的命运让人感慨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间“蓝屋”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它的颜色其实是绿色。

读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蓝屋》的原型便是位于北京西路铜仁路拐角的“绿屋”。而这栋昔日曾被誉为“远东第一豪宅”的绿墙圆形建筑背后所承载的沧桑历史和凄美传奇，也一点都不输给小说。“绿屋”是由曾经的“颜料大王”吴同文所建，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他靠开发军绿色颜料起家，绿色自然成了他的幸运色，于是他决定造一座绿色的“城堡”来做自己的家。房子是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邬达克为其亲自设计，总共四层并配有电梯，说起来还是上海私人住宅里第一家装电梯的。电梯的门是弧形的，阳台上却没有一根柱子，这样别出心裁的造型在1930年代的中国是非常独特的。据说，1938年“绿屋”竣工之日，邬达克曾对吴同文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五十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然是超前的，哪怕再过一百年，我相信她仍不会Out。”

一百年虽还没过，但至少在现在看来，“绿屋”仍然很In，绝不Out。可惜完美的屋子里也不总是演绎完美的故事，文革开始后没多久，吴同文就因经受不住打击而同姨太太一起在房子里牵手自杀了，据说待到被发现时，两个人的手已无法分开。虽然曾经发生过那样的悲剧，但这丝毫不会影响“绿屋”的吸引力，程乃珊的童年是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的花园公寓度过，而她每次经过那幢铜仁路上的绿房子，都会被它深深地吸引，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绿屋”给她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孰能料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她结婚之时却忽然发现，原来她所嫁的良人居然就来自这座神奇的老洋房，他便是吴同文的后人，严尔纯。从童年时就爱上绿屋，到后来嫁给绿屋主人的后代，再根据绿屋的故事背景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而这部作品又获得了文学奖，让她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颠峰。这一切仿佛一个不真实的故事，让人不得不相信冥冥中的“缘分”二字。

一本记录传奇的笔记

除了“绿屋”，另一处在程乃珊的生命里留下痕迹的屋子，便是伴随了她几十个年头的“花园公寓”。忆及在花园公寓里度过的童年，程乃珊的语气充满欢乐：“我们里弄的孩子从小都接受良好的教育，文化氛围也很好。那时候我们女孩子学钢琴、芭蕾，男孩子学小提琴，唱的儿歌里除了沪语童谣外也经常会出现《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这样的英文童谣。这样的里弄啊，既是一个多层面的小社会，又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大家庭。”而如今，这座承载着程乃珊童年记忆的公寓早已物是人非，在曾经动荡的年代里，一些原本的主人被批斗赶了出去，本来一家一户的房子也被塞进了许多层次低杂的新住客，还有一些屋主的后人去了海外定居……童年的伙伴消失在了日新月异的城市中，童年的回忆也越发的无处寄托，这一切都让程乃珊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她想做点什么，为了自己记忆里的上海，可是又没有头绪。

1990年，由于祖父的原因，程乃珊一度移居去了香港。事实上，香港对于程乃珊而言就仿佛第二故乡，在她心中有着特别的地位和感觉，因为那里同上海一样，也曾留下过她难忘的童年回忆。而这一次的返港给她带来了灵感，程乃珊说：“在我看来，香港和上海就像是一对门当户对的恋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仿佛是旧上海繁华如梦的一个延续，一个平移。事实上，解放前夕也确实有大批老上海的名流迁往香港，为香港带去了崭新的资金、理念以及先进管理经验，促进了香港明日经济的繁荣。而这一批老上海人虽然日后都成为了香港的精英代表，可那种深入他们骨髓的老上海格调和情怀却始终没有改变。只要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你就能一眼将他们从人群中辨识出来——啊，他是上海人。” 这一点触动了程乃珊，她忽然觉得自己有必要为海派文化的传承做些什么。于是，从2000年起，程乃珊开始正式涉足与老上海有关的纪实文学写作，她深入上海的各个阶层，笔耕不辍，写出了一批有口皆碑的代表之作，如《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等。“我要做的，就是将老上海那些被时间蒙尘的传奇发掘和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并且记住。”程乃珊坚定地说。

为了达成这个心愿，程乃珊四处寻找上海老人，听他们讲述关于老上海的故事。她还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就是随身携带一本笔记本。如今，程乃珊的手头已经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都是老上海各行各业里的见证人，他们的年纪都已经很大，所以程乃珊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必须要趁他们脑子还清楚的时候，把他们叙述的故事都记录下来。“我知道有人说我总守着老上海，写作没有时代感，但我不怕别人说我写作面窄，”程乃珊坚定地说，“因为，我心中的老上海写也写不完。”

是的，老上海多传奇，某一幢小楼可能就有一个传奇，某一户人家可能也有一个传奇，甚至某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寒来暑往，程乃珊本子里的“传奇”越来越多，而想以一己之身留住一个时代的纵横百态，这样的尝试在别人看来又何尝不是一种传奇呢。

采访部分实录

记者：上海和香港都是你的故乡，所以据说你最怕回答的问题就是这两座城市你到底最爱谁，对么？

程乃珊：呵呵，的确，我最怕就是这种选择题，非此即彼，因为上海和香港对我来说都是渊源深厚。我出生后十六个月就去了香港，然后十二岁回到了上海，1990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作家又去了香港，断断续续生活了十年，又回到上海，所以我觉得上海和香港已经深深融入了我的生活。不过，我的事业在上海，上海成全了我的事业，我的家庭在上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上海感情可能更深了。

记者：你现在大多是写一些随笔或者怀旧类的文章了，尽管你的文章使更多读者了解了许多老上海风情，但这样一味的只回顾不展望，是否有脱离现实之嫌？

程乃珊：关于这个问题，我从来不认为我的文章是怀旧的，因为怀旧是静止的，近年来市面上是有很多写旧上海的文章和电视剧借怀旧之名过度消费“老上海”，作品中间的许多细节问题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研究过上海的历史。其实老上海除了百乐门的舞女和穿黑褂子的青帮，还有很多积极的、进步的东西，很多政策、理念在当时就是极其先进的，比如我们上海的制造业、服务业、就业、大学的改革……我们上海今天的城市文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它们不是无本之木，相对于“只回顾不展望”，我们今天很多“只展望不回顾”的行为对城市发展恐怕更加有害。

记者：你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上海lady》，能用几句话概括一下你心中的上海女人么？

程乃珊：我一直说，要欣赏上海历史，就看上海女人。女人是城市气质的具体化，犹如灯笼里亮起的那一点火，有了她，整个灯笼就生动起来。比之东京女人的娴静，汉城女人的温顺，香港女人的独立，法国女人的洒脱，我眼中的上海女人就是有点“作”，有点“嗲”，有点“乖”，还有点“煞”。好比炎炎夏日喝一杯冰镇啤酒，“煞克”；或原汁原味的火腿鱼翅鸡汤，色香味齐全，能调动起人的全部

味觉反应，即上海话“鲜得煞爽”。在我看来，无论是名太名媛，还是里弄众生，上海女人在百多年的历史风尘中，婉转穿行，迂回展步，不离不舍，她们承载着历史的沧桑和现代的亮点。

上海的故事篇二

上海路名故事

上海路名故事

在中国的传统和习惯上，人们把城市中路面较宽，有一定商业活动的道路叫作“街”；把路面窄，以居住为主的小道称之“巷”或“弄”。于是有了如“大街小巷”“街头巷尾”之类的成语；当大街上发生大事，巷内的居民争相到街上观瞻，就被讲作“空巷而出”。上海也不例外。

历史上的上海属江南水乡城邑，多河道水渠，人们外出近行靠轿子，远行靠舟楫，几乎没有马和马车。1843年上海开埠，大约在1845年，侨民们醵资圈进一块位于今南京东路以北、河南中路两侧的约81亩土地兴建了一个跑马场，又在跑马场的南门外筑了一条路，侨民称之road。这里每天有马进出，上海人就叫作“马路”。渐渐地上海人就把城市中的道路叫作“马路”，上街也被“兜马路”“荡马路”替代。

壹 公共租界的路名

近代上海租界的市政建设较快。1846年租界建立了一个叫“道路码头委员会”的机构，负责对租界内马路的规划和建设。因为规划在先，建设在后，所以租界的道路与上海老城厢相比，显得井然有序，犹如棋盘，于是，上海人把租界的道路统称为“棋盘街”。若干年后，棋盘街的每一条马路都有了自己的路名，“棋盘街”或“老棋盘界”就特指今天的河南中路。

早期，租界没有道路的管理机构和命名法则，路名的取名多以约定俗成的办法，如附近有教堂就被叫作“教堂街”（今江西中路），“佈道堂街”（今福州路），附近有庙就被叫作“庙街”（今山东路），有的马路同时有几个不同的路名，这给市民生活和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租界筑的第一条马路就是今天的南京东路。以后，租界先后在这条路的南面筑了与这条马路平行的马路，上海人就把第一条马路叫作“大（沪音du）马路”，大马路向南的马路依次被叫作二（沪音ni）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即今天的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这些旧名称至今仍有人在使用。

1861年，原来的英租界和美租界宣布合并，就是后来的公共租界。1863年，租界当局针对租界路名混乱的状况开了多次会，始终拿不出个合理妥当的方法，因为若用英国人的办法会引起美国人的反对，而使用美国人的办法，又会引起英国人的不满。最后，双方接受了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曾任工部局董事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今泰兴路旧名麦特赫司脱路，即以其名字命名）提出的“第三方案”，即原英租界的南北向道路，统一用中国行政省名为路名。今天，外滩向西的南北向马路依次为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东路、山西路、福建路、浙江路、湖北路、广西路、贵州路、云南路、西藏路等，就是当时确定的路名；同时规定，该地区东西向马路统一用中国城市名命名，如原来的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分别被命名为：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

这里有个困惑，广东是中国行政省名，“广东路”显然与此规则不符。原来，“广州”是州、路、府的名称，辖境相当于今广东、海南全省，以及广西省的部分，清代置广东省，首府为番禺，即今广州。在近代以前，中国只开放广州一口，即外国对华贸易只能在广州一口进行，早期英文把广州和广东均叫作Canton，而Canton更多地是指称广州，后来，外国人才把广州（市）另译为Kwang－chow。广东路的原英文名为Canton Road，本意是“广州路”，是汉名把Canton Road误译为“广东路”了。

当时还确定了虹口美租界道路的命名原则，这里的道路，原则上使用上海周边城镇名命名，现在虹口区近江地方还有：青浦路、昆山路、乍浦路、吴淞路、南浔路、闵行路、海宁路等，就是当时命名的。

以中国行政地名作为城市道路名称是上海的首创，并逐渐影响到全国的大城市。

贰 法租界的路名

1849年法租界建立，它的面积不大，约相当于今人民路与延安东路之间，东起黄浦江，西讫西藏南路的狭长地块。早期，这里路名的得名随意性很强，还带有中国地名色彩，如永安街、兴圣街（永胜路）、吉祥街（江西南路）、紫来街（紫金路）、典当街（金门路）、火轮磨坊街（盛泽路）、东自来火街（永寿路）、西自来火街（广西南路）、老北门大街（河南南路）、郑家木桥街（福建南路）、公馆马路（金陵东路）等。

1900年法租界扩张成功，打铁浜（河流，相当于今顺昌路、太仓路、重庆中路）以东的区域被划进了法租界，法租界立即对新界投入规划和建设，仅二三年中，这里就新筑了二十余条马路。于是，为新马路取名也成为棘手的事，法租界不愿学公共租界以中国行政地名作为道路名的方式，后来根据一公董局董事的提议：以中国的山名作为该地区南北向道路名，以中国河流名作为东西向道路名。不久，他们就感到，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山川太少，可以用作路名的更少，而且山川名往往只有一字之差，很容易混淆，取名者也感到“山穷水尽”。1906年，法租界公董局否定了这一办法，大多改用对上海法租界作出贡献的侨民名字命名这里的路名。据《1906年法租界公董局年报》中记，当时该地块改名的道路有

此也确定了法租界路名的特点，即大多使用法国驻华公使、驻沪领事、公董局总董、法国名人作为路名，一直到租界结束后，法租界的路名又大多被中国行政地名或山川名取代。

叁 “新上海计划”和路名

洋泾浜是上海北城外的河流，近代后成了英、美租界的分界河。而旧上海的市区分别被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中国地界）分割成各自独立的政区，而华界又被分为南市和闸北，人们把旧上海政区割裂的状况称之“三界四方”，在市政管理和建设上也出现“局部有序，整体混乱”的现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混乱的政局，进入暂时统一时期。国民政府颁布《特别市组织法》，宣布上海建“特别市”，直属中央政府行政院，但是，上海的市中心区已被租界占领，南市和闸北被租界分割，市中心区已无太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决定放弃原市中心区，择址江湾地区重新建造一个上海城市，这个工程计划称之“新上海计划”。计划包括几大部分，其中的道路计划就是以今江湾五角场为中心，兴建呈辐射状的主干道，把原市区和新上海贯通，它们是：其美路（四平路）、黄兴路、翔殷路（西段今为邯郸路）和淞沪路，“五角场”即以该五路交会点而得名。

“新上海计划”中计划铺筑的包括干道、次道、支路、环形道路达二百余条，在短时期内为这些新路取名就成了一个难题，后经多次讨论，选择了一个可行性强，又带有浓厚时代特征的办法，就是原则上以“民国市政府”五字作为首字来命名。“新上海计划”因1931年和1937年的二次淞沪战争而未能实现，而今江湾地区还保留如——民庆路、民京路、民府路、民星路、民康路、国权

路、国达路、国年路、国和路、国定路、国粹路、市光路、市京路、市兴路、政本路、政修路、政通路、政熙路、政民路、政肃路等，就是“新上海计划”留下的印迹。

肆 中山环路外的路名

1949年前，上海市区的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制约了上海城市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上世纪50年代中，上海市人民政府规划拓展上海城市，加快上海建设，计划以中山环路为起点，开辟彭浦工业园区、桃浦工业园区、曹杨路工人住宅区等，在全线完成中山环路改造后，在环路沿线和外侧兴建或拓展了数以百计的马路，同样也开始面临如何为众多新马路命名的困惑。最终确定以中国行政地名作为路名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实施中则将中山环路相近的地方划为若干“块”，以同方位的行政省的地方名作为道路名。具体讲，位于上海东部的浦东地区路名使用山东省的行政地名，如潍坊路、崂山路、栖霞路、荣成路、乳山路等；控江路到宝山地区位于上海东北，则统一使用中国东三省地名，如控江路、凤城路、靖宇路、打虎山路、长白路、图门路等；而今曲阳街道则使用河北省地名，如曲阳路、密云路、玉田路等；今彭浦地区位于上海市正北，则使用中国正北的山西省地名，如汶水路、闻喜路、万荣路、临汾路等；普陀区中山北路以北的区域位于上海市正北偏西，就使用中国正北偏西的陕西省地名，如镇坪路、石泉路、延长路、子长路、岚皋路等；天山路到桃浦位于上海的西北，则多使用甘肃省地名，如敦煌路、古浪路、祁连山路、武威路等；长风公园一带位于上海的西面，则大多使用四川省地名，如金沙江路、大渡河路、丹巴路、中江路等；而桂林公园一带位于上海西南，则多使用中国西南的广西、贵州省地名，如桂林路、田林路、苍梧路、桂平路、钦州路等。这种城市道路命名的方式有诸多的优点，除了为新道路命名提供方便外，还有较明确的指向性，你如多一点行政地名的知识，就能初步判断该马路在上海的大致方位，同样，你也能通过上海马路的名称，增加一些中国地理知识。

后记

上世纪50年代确定的上海路名规则使用了几十年，而且至今仍被局部使用。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上海市区有正式路名的马路约2400条，而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上海市区面积不断扩大，新辟道路数迅速增加，传统的道路命名方式已难适应上海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必须要有更科学、更规范、更合情合理的道路命名方式，才能适应城市的进步和发展；同样，历史和现在仍在使用的路名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载和记录城市历史、文化的信息，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研究和保护。

上海的故事篇三

[怀旧老照片]那一年,发生在上海的故事!!

那一年，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上海的故事}.

上海的故事篇四

精彩案例之上海故事

精彩案例之上海故事

小行业，大故事——赚爱美女人的钱

发展：

2003年创业，6年时间，从街边小店发展到营业额6亿。 生意门道“三个一”：

 抓住一门好生意——风情围饰

 拥有一个好名字——上海故事

 包装一个好概念——老上海的味道

困惑：

2008年，围巾行业出现变局

 消费人群大量分流

（国内外高端品牌、服饰配饰店、商超专柜）

 产品被快速跟随

 核心买手团队跳槽

 终端销售明星被挖走

 加盟商信心受挫，怨言四起

„„

上海女人不买“上海故事”了！！！{上海的故事}.

思考：

战略转变的三个路径

1、从眼光到系统

2、从概念到精神家园

3、从上海到全国

消费者研究：

女人问什么喜欢围巾？

围巾的功能：掩饰、装饰、取暖，是爱美女人显示时尚眼光和品位的点睛之笔

喜欢上海故事的理由：

“上海故事”不一定是发生在上海的故事，而是上海式的故事。

其内涵是：大都市人的生活方式。

最大特征：

在矛盾的冲突与调和中生活：崇尚奋斗又向往休闲、追求稳定又渴望远方、现代与怀旧、开放与内敛、时尚与经典共生并行。

“上海故事”品牌以围巾为主要载体，紧紧抓住目标消费者的生活形态，帮助他们展开都市生活的浪漫想象：戴围巾的女人是有故事的。无论是辛酸还是甜蜜、新鲜还是久远、近在咫尺还是遥不可及、是想渐渐淡忘还是愿常常提起。这些故事对女人是重要的，可能是女人的一段秘密，也可能就是女人的一生。上海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上海故事”永远诱惑着有故事的女人……

女人爱上海的背后，是爱大都市的生活方式；爱“上海故事”的背后，是爱自己内心的故事。围巾是女人故事的掩藏与表达。

发现：

1、消费者总是看高一眼，上行一步的

上海时尚女人的眼睛盯的是巴黎、东京和米兰。“上海故事”吸引不了上海的摩登女郎，但可以吸引力图成为上海摩登女郎的女郎。所以，上海故事的消费群是：

 上海年龄稍大的女人

 新上海女人（新移民）

 外地来上海购物的年轻女人

 一般游客

2、围巾是女人的表达语言（搭配服装、场合、心情）

3、一条之后，无限可能

品牌口号：“做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 做有故事的女人，有故事的女人才精彩！

 做有故事的女人，围巾是讲述故事的精彩道具；

 有“故事”的女人，就是拥有上海故事的女人。

 做有故事的女人，一个引发无限创意的平台！

展开：“上海故事”的品牌故事

 家门口

 午后

 上海女人

即便把野性披在身上

裹拢的

依然是一颗纤细的心

即便把阳光抹在脸上

回眸的

依然是怀旧的时尚

就这样

上海女人的摩登

走过十里洋场、穿越如水时光{上海的故事}.

爱上海故事

做有故事的女人

 针对中年妇女的“不老篇”

 针对青春女性的青春篇

 针对小资的“远方篇”

 针对中产的“童话片”

„„

任务：1、体会文化营销、情感营销的独特魅力

2、 试根据以上信息资料，为上海故事品牌撰写一篇品牌故事。

上海的故事篇五

老上海四大百货巨头的传奇故事

老上海四大百货巨头的传奇故事~[9图] 关注此贴

疼你的人 时间：2013-06-08 11:01 135次点击 | 0 关注

在上海的南京路上，迄今还耸立着四幢古老的欧式建筑，它们是曾在上个世纪名噪一时的“先施”，“永安”，“大新”，“新新”这四大百货公司的旧址。如今已不再显眼的建筑，当年却是开启中国现代百货业的钥匙。它们的创办人马应彪、郭乐郭泉兄弟、蔡昌、李敏周的发达轨迹也惊人地相似，“彩票”，“礼券”，“摸奖”，“电台广告”都是最先从他们口里蹦出的新名词，他们的商业模式曾一度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理念、生活方式乃至审美观念。

20世纪30年代，南京路上四大公司并驾齐驱，使这条“中华商业第一街”更加热闹

在香蕉上掘得第一桶金

19世纪40年代，华人劳工开始涌入澳大利亚，他们大都是来自中国南部乡村的农民。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消息一传出，世界各地的“淘金者” 蜂拥而至。在来自全世界的淘金者中，华人有4万人左右。到了19世纪末，澳大利亚的金矿日渐枯竭，那些在采金区劳碌的华人劳工只能另谋出路，有的人就来到澳大利亚北部的昆士兰州，拿出他们种地的看家本领，从事蔬菜、果园等种植业。

香蕉当时在澳洲相当畅销，很多侨民便萌发了种香蕉的念头，却苦于没有种子，因为当地人不肯把种子卖给中国人。于是有人想到了家乡的“香牙大蕉”，并在家书中提及此事，数月后，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山的包裹，里面竟有香蕉种子。昆士兰州的土壤很适合种植中山香蕉，头一年就大获丰收，口味也深受当地人喜爱，因而卖出了好价钱。这时，一批中山华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机，在悉尼唐人街兴办了一系列经营香蕉批发的“果栏”。因为经营有方，马应彪的“永生果栏”、郭乐的“永安果栏”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后来他们联合了一间“永泰果栏”，各取一个字，叫“生安泰果栏”，垄断了悉尼所有的香蕉生意。不幸的是，这种状况立即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出台了限制华人种植香蕉的政策。精明的郭乐就在澳大利亚邻近的斐济群岛买地来种植香蕉，然后再进口澳大利亚，但后来，香蕉进口也被限制了。马应彪和郭乐被逼无奈，只好回国。

带着在澳大利亚积累的财富，马应彪回到了香港，郭乐则回到了故乡中山。{上海的故事}.

马应彪

先施引入环球百货概念

在香港的日子里，马应彪一直酝酿着一个计划。原来，当他还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唐人街附近的一间百货公司让他觉得又新鲜又好奇，于是萌生了开一间百货公司的念头。1900年，马应彪联合了在澳大利亚的几位乡里做股东，兴办了香港“先施”百货公司。

先施公司是香港第一间华资百货公司。马应彪将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融入公司的管理中去，开创了多个第一：先施是第一间“不二价”的公司，就是说卖东西不讲价；也是第一间开发票给购买者的公司，如果商品有什么损坏或者购买者不喜欢的话，可以拿回来换；还是第一家让员工周末轮流休息的公司。当然“先施”最轰动的“第一”就是第一个推出了女售货员。马应彪让妻子霍庆棠和她的几个妹妹出来做销售，这一招吸引了人气，很多人即使不买东西也会来看热闹。

这一次的成功，促使马应彪做出一生中最大的抉择，挥师北上，进军上海滩。当时上海的大百货公司，比如惠罗等等，都是外资外货。因此，马应彪的这个决定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建百货公司，选址很重要。马应彪和他的股东们没有选择外国公司云集的外滩，而是来到南京路一带。他们站在街口计算来往的车辆和人群，最后决定在南京路口盖起一座高六七层的百货大楼。1917年，上海先施百货隆重开张了。它的底层专售日用百货，二楼为服装、绸布柜台，三楼出售珠宝首饰、钟表、珍玩等贵重商品。四楼是大件家具、地毯、皮箱等。屋顶平台建有大型游乐场。这样的柜面设置，成为日后百货公司的常规。就连现在上海的大型百货公司也还是如此。

最引人注目的是，先施首次引入了“环球百货”的概念，派员工去欧洲等地采办最新潮的商品，不经过洋行代办，因而成本低、花色也新颖。上海的时尚人士都知道，要紧跟国际潮流就得去这家百货公司。

先施公司

永安最早创建模特队

眼看马应彪的百货事业越做越大，郭乐忍不住将他的传奇经历复制了过来。1907年，郭乐、郭泉兄弟创设了香港永安百货公司，事业很快步入了正轨。在先施百货“攻占”上海之后，永安最终也没能抵挡住诱惑，1918年9月5日，上海永安公司正式落成。

现在，许多商学院教材论及商业选址几乎都会选用这样一个经典案例：郭乐派人站在先施公司门口对面，靠取豌豆来统计南京路南北两侧人流量大小。最后，一座坐南朝北的6层大楼崛起在了先施公司的对门。

郭乐

在先施公司率先推出女售货员后，永安公司不仅紧随其后，还把出众的女店员，比如销售康克令金笔的康克令小姐当作明星一样来宣扬和炒作。而且经常在商场内组织职工进行大型时装表演，并首创企业生活类杂志《永安月刊》来引导消费。另外发行礼券、代客送货、商品操作表演、美容表演、邀请电影明星演唱、赠送奖学金等一系列促销手段都是这一时期具有永安特色的销售方式，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话则成为郭乐管理售货员的原则，直到上个世纪90 年代，国内一些百货公司还在进行“顾客是上帝”的经营理念的启蒙。

永安百货也同样拥有几个第一：第一家有日光灯的百货公司；第一个以天桥连接两幢大楼的建筑，顾客在永安公司购物后，可通过天桥进入旁边的永安新厦娱乐或用餐。

永安公司

大新成为上海百货之首

大新百货的创始人蔡昌也与先施百货颇有渊源，1891年，14岁的蔡昌从澳洲回国，并于后来进入香港先施公司工作，这一呆就是10年。在这里，蔡昌学到了很多先进的经营理念，1910年，蔡昌感觉自己羽翼丰满了，计划自创大型环球公司，得到哥哥蔡兴（先施公司原股东）的赞许，二人往返港穗，向华侨及商界游说，集资400万港元，于1912年在香港德辅道闹市区开设了大新公司，并以“旭日”为商标，由蔡昌担任经理。此时香港商贾如云、竞争激烈，邻近的“先施”“永安”已是远近皆知，广东一带的人甚至坐船到此逛商场，一些商人用担子抬货上船，运回去卖。这迫使蔡昌刻苦奋发，事必躬亲，每日4点就起床安排工作，大新公司渐渐后来居上，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上海的故事}.

蔡昌

上海的故事篇六

写出身边的“上海故事”

写出身边的“上海故事”

014年11月17日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 邢春燕

历时近8个月，经过层层筛选，2014年市民文化节市民写作大赛评出的“百位市民作家”昨天在普陀区图书馆接受颁奖。

历时近8个月，经过层层筛选，2014年市民文化节市民写作大赛评出的“百位市民作家”昨天在普陀区图书馆接受颁奖。同时，狄菲菲、蔡金萍、田园等沪上名家分“书香情缘”、“岁月影像”、“眉目亲情”和“使命梦想”四大板块，对甄选的10篇作品进行了品读。

讲述身边故事

弦乐的伴奏声中，蔡金萍老师用舒缓、低沉的声音品读上海作家汪建强的作品《甜爱路，从此与我有了结缘的小路》，“在物质极大丰富后的今天，人们精神上的追求需要已成为‘当务之急’。而曾经的‘甜爱与祥德’的故事，正与当今寻常人的内心渴望高度契合。”百年迤逦的老建筑，上海的风情和影像就在品读声中一一铺展，上海的温度和质感也一一呈现。

13岁的藏族女孩扎西尼珍就读于上海市珠峰中学，3年前只身一人，不远千里来上海读书，从一件小事中感受到了上海的温暖和包容，写出了《有爱的地方就有家》，“以前只觉得土生土长的地方才是家乡，但现在不是了，这里渐渐地成为了我心中无法割舍的土地，这里在我心中也堪称家乡，这里的每个人对我而言都是我挚爱挚敬的家人。”田园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读，感染了在座观众。对于自己的作品获选，扎西尼珍表示很惊喜，她告诉早报记者，自己的作文曾经获得藏族自治区的第二名，“平常就喜欢写作，但是更喜欢用汉语写作，感觉最内心的东西只有汉语才能写出来。”三年间，她从最初的不适应，到现在已完全融入了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文章里讲了自己和黄妈的故事，其实身边有很多关心我的人，已经很有家的感觉。”

68岁的谢坤兴曾经是一名中级器械工程师，上世纪七十年代曾亲身参与了“运十”飞机的研制工作。退休后，他重拾多年前当作家的梦想，为本次大赛创作的《梦想从上海起飞：忆“运十”飞机研制经历》经历十次更改，不断地向人请教，自己反复琢磨、修改，最终呈现在写作大赛的“舞台”上。“中国人自己造大飞机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现实。眼前的Y10-2402大飞机是上海人民的骄傲，是全国人民大协作的硕果。它标志着祖国繁荣富强，屹立在东方。”谢坤兴在文中

写道。谈及写作理想，他表示，相比工作时写的论文，这种自由发挥的写作更有乐趣，退休后习作成了自己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解放日报的资深老编辑、老记者赵元三先生也来到了现场。他的作品《我与巴金的三次会面》，揭示出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人民作家”巴金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文学创作状况和处境。已75岁的赵老回想与巴金先生初次见面时，自己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对于那次见面，赵老至今记忆犹新，面对主持人的提问，他用“刻骨铭心”四个字来形容。“巴老的教诲和形象，给了我一种投身文学与新闻事业的巨大鼓舞和后续动力。”

现场柏万青阿姨的出现让不少观众颇为激动。据悉，柏阿姨投了三篇稿件，其中一篇《我与豆豆》获得了眉目亲情板块的最佳奖。在接受主持人采访时，柏阿姨说，看到大赛的征文启事后，她就一直在构思，总想把过去的一些事情写下来，说一说。“这个活动办得真是太好了，可以开拓人的思维，鼓励大家动笔、动手、动脑，能够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还能提升个人的文化内涵。”

对于大赛中涌现的作品，评委、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滕肖澜直言看完后很感动，“感觉市民生活有滋有味，都在抒写自己的生活，老上海人写怀旧情怀，新上海人抒发对未来

的希望。”对于整体的写作水平，她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不少作品言之有物，文字走朴素路线，相对于专业作家写作时习惯感情内敛，市民更有热情更直白，感情溢于纸上。”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则表示，大部分作品都是有感而发、真情实感，或是从家庭小事反映社会、时代的变迁，或是从自身经历体现社会的正能量，“文字很亲近，能从中读出感情，《我们这对老夫少妻》讲残疾丈夫与健全美貌妻子的爱情故事，真的是‘真善美’的体现。”叶辛告诉记者，写作大赛让市民提起笔写身边的故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他建议市民多读多写，“现在流行碎片化阅读，其实我们应该提倡沉浸式阅读，书读多了，心也能静下来，写作水平自然能慢慢提高。”

本次大赛由普陀区主办，普陀区文化局副局长范文翔告诉记者，写作大赛也与读书活动相结合，目的在于鼓励市民多读书、多写作，用笔来表达所思所想，促进上海的市民文化氛围。“我们希望给老百姓提供抒发情感、表达梦想的机会，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城市、关心城市，一起为城市的发展尽心尽力。

一大主题，三大专题

此次写作大赛，分“一大主题活动”和“三项专题活动”，倡导“生活即写作，写作即生活”的理念，激发市民参与写作的激情。

“IN上海——倾听你的上海故事”作为此次征文活动的主题板块，让市民抒写与上海血脉相连、与汉语文脉相通的情怀。据主办方透露，活动从2014年4月23日启动至8月31日截稿，全市3万余人参赛，选送组委会稿件3857份（其中学生组来稿808份）。参赛单位遍及全市区县，稿件由知名作家、学者、资深编辑等经过初审、复审与终审三轮评审，最终产生“百位市民作家”。除了昨天的颁奖活动，组委会还将对入围作品的作者进行表彰，对组织参加活动的优秀集体颁发组织奖。

除此之外，大赛还推出“三项专题活动”。首个专题活动“书本里的童梦——我与小伙伴的奇幻之旅”，通过挑选10部小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品，选取一组成功塑造的儿童文学形象作为创作原型，让青少年读者们在写作中体味快乐，记录成长。活动启动于今年3月23日，截止于5月31日。全市2万余学生参赛，选送稿件3500多件，稿件覆盖全市14个区、190多所学校和社区文化中心，300篇进入终审，分数最前的30位荣获2014年上海市民写作大赛“写作小达人”称号。